Bwin必赢国际官网王洪喆｜重访卢德歌谣：活劳动的未来主义

2024/10/16

　　【编者按】2024年10月2日，《上海书评》刊发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计庆海对《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布莱恩·莫钦《机器中的血》（Blood in the Machine: The Origins of the Rebellion Against Big Tech）一书的书评：《十九世纪的卢德运动是“AI失业”的历史前鉴吗？》。该文通过回顾卢德运动的历史背景，指出这场运动并非简单的技术恐惧症表现，而是工人反抗不公对待的手段。文章认为，卢德运动为今天应对技术变革下的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尤其是在关怀和提供经济扶助措施方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洪喆在下文中由卢德歌谣入手，提出了对这一运动意义的不同解读。

　　1816年10月，拜伦移居意大利，很快与当地的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the Carbonari）建立联系，并密切关注英国国内的工人斗争（Richard Lansdown, “Byron and the Carbonari,”History Today, 41[5], 1991, pp. 18-25）。12月24日，拜伦给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写信，询问英国纺织工人捣毁机器的人们目前情况如何，信中附寄了这首《卢德派之歌》——英国诗歌史上第一篇直接号召工人起来同压迫者做斗争的诗篇（译文和引文参考了《拜伦抒情诗选》，杨德豫译，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01页）。

　　在公众熟知的历史叙述中，1812年开始的“卢德运动”捣毁机器（machine breaking），试图反对纺织工业的机械化。后来，“Luddite”这个词扩展到描述任何基于道德理由或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后果，而反对技术进步的人。由此，在当代语境中，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去技能化和失业，卢德主义者指代了绝望且无助、缺乏有效的团结和组织，只能通过捣毁机器发泄愤怒的人。

　　然而，这并不是卢德运动的本来面貌。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不应对卢德派提出超越历史阶段的过高要求，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纺织业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使得举行大规模罢工变得不切实际，因此他将卢德派的机器破坏行为称为“经由暴动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一种策略性的政治武器（E. J. Hobsbawm, “The Machine Breakers,”Past & Present, vol. 1, 1952, pp. 57-70）。在当时，捣毁机器、散播恐吓信和传单，都成为将分散各地的纺织工人“编织”在一起的框架性（framing）活动。换句话说，纺织工人捣毁框架织袜机（Stocking frame）的过程，却同时“发明”了将活劳动者“编织”起来的框架机器——形成跨地域的集体行动和阶级认同，形成基于道德经济的生产关系组织，也形成经由习俗和律法去治理现代技术的政治诉求。

　　这正是卢德运动被历史书写者所忽视和压抑的暗面。卢德运动是一场借助于“口头媒介”传统的广泛社会动员。真实历史中并不存在唯一的卢德运动或卢德派Bwin必赢国际官网，而是数年间出现在英国各地的神秘破坏和恐吓信活动，经由不同歌者和吟游诗人之口，被传颂成宣言、诗歌、歌谣所组成的传奇网络。依据传颂者的喜好或记忆差异，口头传统使得“文本”和“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加入新的素材和集体情绪。在这些不断繁殖和变体的歌谣里，被杜撰出的织工学徒内德·卢德（Ned Ludd）取代了劫富济贫的盗侠罗宾，成为了代表工业时代穷人权利的激进平民英雄——他主张穷人有权自食其力，捍卫本地的道德经济，反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掠夺：

　　后世的档案整理和研究显示，这些歌谣中包含着复杂的吟诵技术。为了便于记忆和传颂，歌谣大都用高度精炼的内部韵律来强制停顿，从而将每一行分割成更易于记忆、更有条理的长度——这种技巧不仅是民歌和韵文的典型技巧，也是当时一些幼教读物的窍门，请看《狩猎面包》（Hunting a Loaf, Ibid., p. 135）节选：

　　可以说，纺织工人，用编程在歌谣中的故事去团结彼此，捣毁铭刻在机器中的、被私有化的知识，这是活劳动反抗死劳动的基本技艺。换而言之，卢德运动并不是破坏技术进步，而本身就是一场技术进步——这些歌谣中有着丰富多元的政治表达和社会理想，由传唱所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主体和团结形式，要比那些被捣毁的机器复杂得多。

　　1812年2月27日Bwin必赢国际官网，拜伦在上议院发言为卢德派辩护，他特别反对1812年的《破帧法案》（Frame Breaking Act of 1812）。该法案欲将死刑适用于机器破坏罪，拜伦讲道：

　　改进后的织架的所有者受到了相当大的伤害（来自卢德派）。这些机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它们取代了雇用大量工人的必要性，这些工人因此而饿死。特别是通过采用一种织架，一个人完成了许多人的工作，多余的工人被淘汰出局。然而要注意的是，这样完成的作品质量低劣，在国内卖不出去，只是为了出口而匆匆赶制出来。在行业中，它被称为“蜘蛛活儿”（Spider-work）。（R. C. Dallas,Recollections of the Life of Lord Byron, Charles Knight, 1824, pp. 205-218）

　　从拜伦的辩护可知，纺织工人并不是非理性地反对一切技术进步，而是具体地反对为了加速向世界市场倾销廉价织品，而发明出来的、节省人力的机器。正是这种速度更快的框架机与蒸汽动力的结合，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展开。不仅英国的纺织工人因此失去工作机会而面临饿死，更值得关心的是，随着手工纺织业的机械化，附着在活劳动之上的纺织工艺与纹样、工人社群的生活与文化传统，都一并地消逝重组。活劳动代之以“死劳动”——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谓的机械“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换言之，卢德运动是对十九世纪技能知识（savoir-faire）无产化的直接反抗——它召唤集体、法律与传统——可见，对技能知识的拯救，建基于对生活知识（savoir-vivre）的再发明。纺织工人不止捣毁机器，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织体（fabrication）。

　　纺织的历史，同人类记忆铭写系统（inscription）的历史一样古老，织物的改良贯穿了“第三持存”的演化。从纺织机到计算机，口头歌谣被数字技术取代，活劳动被死劳动取代，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当卢德歌谣在欧洲的时间线索中被穿孔卡片所取代的时刻，也正是计算机的现代原型——法国雅卡尔自动提花机（Jacquard machine）——开始出现，以及工业革命的生产力开始排斥人口和文化技艺，使得机器与活劳动逐渐分离的时刻。简而言之，算法之中没有歌唱。

　　赵冈在《中国棉业史》（与陈钟毅合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98页）中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在明朝陈汝锜的《甘露园短书》卷五中记述了万历年间一般丝机的花机工人的配备。每机需要织工一人，挽花工需要二至三人，因为综的数目特别多，除了挽花匠以外，花机有时还需要一名纬穗匠。花机操作时的人越多，配合协作的问题就越大。于是生产者预先根据花纹算好经数，把提综的数字顺序变成歌诀，由织工唱出，算是指挥协作的口令，也就是一边唱一边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由歌谣的吟唱，花纹的养成、人的养成与艺术的养成达成了某种综合。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中式赛博格”问题提出。在这个“江南未来主义”的替代性时空中，歌谣—技艺—编程—织工与社会的协同，经由长江下游的丝织业交织在一起（对人机协同问题的更详尽的阐述参见笔者于2020年在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天问”论坛演讲《作为媒介史的人机协同》）。

　　江南织工与卢德暴民（mob），两种歌谣穿越时空的合唱向我们提示，如果没有资本的发育，技术并不必然排斥活劳动，不必然排斥道德、智性和审美。相比于资本主义的数字化，活劳动与机器的协同是一种更为复杂和精细的社会与文化技术系统，需要更为创造性的集体劳动与社会团结，且在必然熵增的历史当中经常面临着失传与遗忘，需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被不断地重新发明。

　　因此，与框架织袜机取代织工的现代早期相对照，此时此刻，既是人工智能技术再次快速重整资本增长方式的时刻，也同时应该是一个重新发明人机协同能力的时刻。我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是工作机会、就业和劳工权益。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被自动化替代的劳动者是否实现了再就业。因为，死劳动的扩张，有赖于智能技术的进步Bwin必赢国际官网，但同时带来了协同技艺的退化和生活世界的解体。正如两百年前框架机批量生产并向全球倾销廉价织物“蜘蛛活儿”一样，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蜘蛛活儿”，以全面替代那些原本依靠复杂的活劳动协同，而编织起来的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而我们面临的真正危机，正随着劳动、商品与生活世界的彻底脱嵌，逐渐展露开来——在必然熵增的世界中，我们不再记得如何将活劳动组织起来以对抗死劳动和资本的知识，不再能重建被“蜘蛛活儿”所替代的共同生活与集体协作的历史，也不再会发明出人类与机器协同发展的未来。简而言之，在一个卢德分子再也不能有效组织起自己的时代，我们退化的知识要比我们得到的多得多。

　　如果要坚持对抗这种趋势，有些问题也许我们依然要顽固地追问，不能轻易放过：智能技术创造的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给全社会，数字平台基础设施是否需要“公共化”，也即是如何应对“技术封建主义”的命题？相比于自动化技术，我们是否要为人机协同的技艺保留可能性，是否能通过更具有创造性的公共机制保留不同技术路线的可能，保留活劳动与机器共同进步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正如卢德分子并不是非理性地反对技术，我们是否还能正视劳动者心中的“政治经济愿景”？外卖小哥会赞同一个人人都点外卖，不再有食堂的社会吗？保洁阿姨希望生活在一个育儿和家务全部外包的世界里吗？护工们理想中的养老模式是居家社区还是养老院呢？农民们想保有在田间的劳作，还是更希望成为农业无人机的驾驶员呢？……还有，这些朴素的主张，如何能够成为集体的和政治的愿景，从而让劳动者把握未来的生产和生活呢？

　　也许，人机协同的问题意识还需要更加富有想象力。比如，在不远的将来，仿生送餐机器人会梦见预制菜吗？死劳动与活劳动的界限会被击穿吗？机器会为未来的大联合发明算法吗？Bwin必赢国际官网Bwin必赢国际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