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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15
两会期间，如何提升养老、社保等民生福利话题，热议不断，多位代表提议降低灵活就业者的社保门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突破了2亿人，并且预计未来这个数字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同时也折射出劳动者选择就业的多元化和自由度。然而，在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者往往因为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享受不到完善的社会保障。此前，京东、美团等平台宣布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此举也引发广泛关注。这场看似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背后，实则隐藏着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与现有社保制度之间的矛盾。
如何构建既保障劳动者权益又促进经济活力的新型社保制度，如何破解灵活就业者“参保难”的问题？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教授做客腾讯财经直播间，从制度、法律、经济、技术多维视角展开深入剖析，揭示了社保政策改革背后的多重博弈：既涉及劳动者权益保障与企业经营压力的平衡，也关乎社保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转型的适配性挑战。
张成刚教授认为京东、美团等平台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对于社保政策的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但目前落地路径尚不清晰，京东采用传统的劳动关系，而美团未明确是否建立劳动关系，未来需观察其是否会通过技术手段或制度创新实现参保覆盖。如果根据美团官方的公告推断，建立劳动关系、缴纳职工社保似乎是当前唯一的缴纳路径。当然美团平台也可能采取给予劳动者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社保补贴的方式。
娄宇教授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的这种自愿行为反映了社会对新就业形态保障的关注，但需警惕“选择性参保”可能带来不平等的问题。应从法律层面应明确“类雇员”标准，通过立法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骑手都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保权益。
针对大众关心的骑手社保成本问题，两位教授有着不同的看法。张成刚教授认为，如果平台全面推行职工社保，企业人力成本将增加30%，不过，他认为，“成本大概率不会由平台一家独扛，而是会分散开来。”平台可能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商户或合作商等。
与张成刚教授观点不同，娄宇教授认为在平台用工模式不明确的情况下，简单地讨论社保成本高、企业承受不了以及点单消费成本高是不全面的。他指出，估算和实际情况往往会有误差，Bwin必赢国际官网最终成本的增加幅度、影响如何，还需看具体落地实践情况。不同企业的用工模式和经营状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我国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不到40%，两位教授分析，这背后存在着制度设计与人性弱点的双重困境。
娄宇教授认为，参保率低的关键原因在于社保参保的非强制性。在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人们缺乏主动参保的动力，尤其是高缴费的职工社保。多数人比较短视，对自身未来面临的风险预估不足，更愿意把钱留在当下使用。
张成刚教授则从制度设计和现实难题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我国“现有的社保制度，不管是目标设定，还是考量对象，起初都没有充分考虑到灵活就业者特点。”另一方面，灵活就业者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难题，例如“灵活就业者收入普遍不高，他们的首要需求是获取更高即时性收入。”还有新农合、新农保与城镇职工保险重复缴纳问题、社保的跨区域转移接续问题等。
面对以上种种挑战，两位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破局思路，但他们都认为制度在不断完善，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张成刚教授主张以就业权为核心，通过“技术+渐进式改革”最终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升级。他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账户系统，让社保关系能够跟随劳动者流动，同时探索“平台代扣代缴与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模式，提高灵活就业者的参保积极性。
娄宇教授则强调立法先行与精准赋权。他借鉴新加坡《平台工人法》的经验，提出通过量化标准界定“类雇员”群体，并强制他们参保。此外，他还建议建立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平衡地区间的利益差异，确保社保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平台主动为骑手缴纳社保具有政策突破意义，但落地路径尚不明确，最终影响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
张成刚：大家想必都留意到了，京东和美团不久前双双发布公告，表示要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在我国政策框架下，外卖骑手属于新就业形态群体。自 2021年人社部56号文出台后，并未强制要求像平台这类用工组织方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从当前的法律与政策指引来看，平台企业原本并无承担此项义务的硬性要求。
然而，美团和京东此番主动发声，宣布作为用工方要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这无疑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引发广泛关注。大家极为关心这一群体能否切实享受到平台、企业为其缴纳社保的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大家此前的预期。
不过，这两个平台在公告里都未详细说明，究竟打算以何种方式实现社保缴纳落地。就京东而言，它一直以来与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建立的是劳动关系，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落实，这属于传统的社保缴纳模式，建立劳动关系后，由企业为外卖小哥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各类社保。
反观美团，公告中并未明确是否要建立劳动关系，这是后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毕竟从平台角度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当下缴纳职工社保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至于这是否为美团的真实意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当下，这件事在网上引发诸多热议，但我们还是得听其言、观其行，切实关注两家平台究竟如何将骑手的社保权益更好地落实到位，最终又能惠及多少劳动者群体。这些都是后续需要深入观察、跟进的要点。
娄宇：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主要分为居民保险和职工保险两大体系。就拿养老保险来说，情况各有不同：倘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全日制且正规的劳动关系，那么按照规定，企业必须为其参保职工缴纳社会保险，以此保障劳动者的养老权益。而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固定工作，处于灵活就业状态，又没有雇主依托的居民而言，他们可以依据自身需求，自愿选择参加居民养老保险。值得一提的是，灵活就业的劳动者还有另一种选择，他们能够自愿参保职工社会保险，只不过需要自行承担原本由用人单位负担的那部分缴费，这种操作同样是可行的。
再看当下外卖行业的用工模式，以美团为例，它采用的众包模式，专门面向灵活就业人员，这类模式极具灵活性与自由度，工作安排不受传统全日制的约束，骑手以这种方式就业，美团并未为其统一参保社保。与之不同的是，京东提出了新的方案，计划组建全日制的正规骑手配送队伍，为每一位骑手参保职工社会保险。
实际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工及社保配套方案，放在法律的天平上衡量，都是合法合规的，不存在谁优谁劣之分。归根结底，这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用工规划与战略布局。在劳动法和民法所创设的多元用工关系框架内，企业拥有自主选择权，能够从中挑选出一个契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方案，用以开展日常用工活动、推进企业经营运作。
若平台采用职工社保方式缴费，成本压力会大增，平台或会分散成本，减轻自身压力。但成本增幅与用工模式息息相关，具体的影响需与实际落地实践结合。
张成刚：就目前平台自身的表述来看，似乎平台企业设想的由平台为职工缴纳社保的方式，主要集中在职工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领域。
倘若采用灵活就业模式，一种情况是居民自主参保居民养老保险，这与企业并无关联；另一种是骑手以灵活就业者身份缴纳社保，本质上企业在此过程中没有利害牵扯，也无需替他们缴费，不过，平台企业可以考虑给予骑手一定补贴，助力其以灵活就业者身份参保，这在当下算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但若参照京东模式，为骑手缴纳职工社保，那就只有建立正规雇佣关系这一条路可走。这种情况下，社保成本在人力成本中的占比不容小觑，传统正规雇佣关系里，社保开支能占到人力成本近 40%，这使得众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社保承担上压力巨大。
新就业形态此前未涉及这部分用工成本，如今一旦按照职工社保方式缴费，成本压力便立刻凸显出来。网络上对此成本已有测算，从120亿到180亿不等，各方都有其测算依据。还有网友对比了美团去年的利润，发现若承担这部分社保成本，将会大幅削减利润。
如此一来，成本分摊问题亟待解决。平台并非孤立运营，整个生态系统中的诸多主体，像商户、消费者、外包服务商、加盟商等都牵涉其中。
在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成本大概率不会由平台一家独扛，而是会分散开来。从构成看，近 40% 的社保成本中，按照国家规定，约10%由外卖骑手自行缴纳，剩余 30% 由平台负责。平台有可能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比如转嫁给消费者、合作伙伴、商户等。但这一过程面临诸多难题：从商户角度，外卖平台合作商户本就屡屡抱怨抽成过高，若再增加成本，他们能否承受，实在堪忧；从消费者角度，当下消费呈下行趋势，消费者作为整个生态系统资金的源头，若点餐成本因社保转嫁而增加，必然会严重影响需求，进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盈利减少；至于各类合作商，他们每单毛利极低，仅几毛钱，让其分担社保成本同样压力山大。
综合各方面因素，平台固然要承担一部分，但具体分担比例如何，仍需进一步观察市场动态。相信平台自身也会密切留意市场对社保成本分摊一事的反应，若成本增加幅度过大，必然会适时调整策略。
娄宇：不同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各异，相应的用工模式、劳动者特征也差别很大。当前劳动法规定，正规全日制用工下，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缴纳比例高、数额大的职工社会保险，这对应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劳动合同，接受用人单位严格管理，像每天上下班严格打卡、考勤等情况。
反观灵活就业方式，以美团为例，无论是站点加盟骑手还是众包骑手，都采用灵活松散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骑手，要是换成正规模式，骑手数量会少很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得看清企业用工模式对骑手数量的影响，进而估算企业为劳动者参保职工社保的成本。按现有法律，只有全日制正规用工才强制参保职工社保，几个险种加起来，社保成本能占到企业税前人力成本的 40%。若京东采用这种方式，肯定组建不起大规模的骑手队伍。
美团骑手数量庞大，美团研究院 2023 年数据显示，全年有接单收入的骑手达 745 万，且数量还在增长，去年可能超 1000 万了。其中近一半骑手工作不满 30 天，连续接单 260 天以上的仅占 10% 左右，也就是说，在其千万规模的配送员队伍里，满足全日制正规用工条件的不到 100 万。给这些劳动者参保，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估算与全员参保肯定不同，而且每个企业因自身商业模式，这项业务带来的成本及承受能力也不一样。有些集团企业，即时配送只是其业务之一，可能只想借此吸引更多业务需求，开展生产经营，用其他业务来补贴这块业务。
所以，单算某企业社保成本高、承受不了，或担心点单成本高致消费者接受度低，这种评价过于简单。像京东宣布要让所有骑手签劳动合同、转为全日制用工，这并非新尝试或创新。前平台时代，饭店专职送外卖的也常见，只是用传统方式难以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
建立一支稳定的全日制配送员队伍参保职工社保，合法合规没问题，但从前平台经济时代用工实践看，不太契合外卖骑手配送业务特点，当下是否适合，还需实践检验。到底成本多高、消费者能否接受新的或退回传统用工状态，都得静下心来观察一段时间，毕竟现在估算与实践相比，往往存在一定误差。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困境根源于制度设计脱节、经济压力与政策执行障碍。
其一，自愿参保职工养老保险，自行承担用工单位应缴的那部分费用。当下，缴费标准是依据城镇居民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全口径统计的当期数，设定 60% 到 300% 的不同档次，由劳动者按需自选缴费档次。
总体而言，职工保险的缴费数额远超居民保险。虽说居民保险也可选高缴费档，但鲜有人这么做，真有高缴费需求的，大多直接选自愿参保职工保险了，毕竟选居民保险，多是图其缴费比例低。像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类群体，年龄集中在 20 岁到 50 岁，属于青壮年劳动力，对养老风险预估不足，养老需求没那么迫切，往往过了 50 岁，临近退休、面临劳动能力下降，需要养老金支撑时，参保职工养老保险的动力才会增强。
保险领域存在逆选择现象，即风险高的人群倾向参保，风险低的人群参保意愿低，如此一来，保险制度吸引的参保人易以高龄劳动者、即将退休人员为主，导致收缴的保费很快支出，资金可持续发展受阻。
正因如此，社会保险采用强制参保模式。企业若采用正规、全日制用工方式，就必须强制为劳动者参加职工社会保险，且以用人单位为抓手落实参保缴费，而非强制劳动者个人操作Bwin必赢国际官网。这么做的好处很明显：一是缔约成本低，劳动者个体分散，要求个人参保缴费，执法成本高、难度大，而单位是有经营场所、注册信息的组织，便于监管核查；二是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劳动者的缴费份额，能有效管控劳动者的参保行为。
另外，还有自愿参保职工社会保险的方式，可参保率为啥不高呢？固然有缔约成本、宣传力度不够，大家了解不足等因素，但关键还在于非强制性下，人们缺乏主动参保高缴费保险的动力，毕竟多数人都有短视、对自身未来风险预估不足的问题。商业保险遵循契约自由，自愿参保，保险公司运营成本中，缔约成本占比极高，为吸引客源耗费大量精力。社会保险强制用人单位参保，节省了大量缔约成本，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全民参保，涵盖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算上居民保险，基本做到全民覆盖。
若要为不符合全日制正规用工劳动关系的骑手，比如美团那 10% 以外的兼职骑手，发放补贴让他们自行选择参保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情况恐怕不容乐观，大家大概率倾向把钱攥在手里，不为长远打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强制参保无疑是最佳选择。
张成刚：当下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有两个途径，一是参加居民保险，二是作为灵活就业者参保职工保险。但这两种途径并非都专为灵活就业者打造。居民保险面向的是城乡居民，只要身处这个范畴，不论工作形式是否灵活，都能缴纳，它和灵活就业没直接关联。
而以灵活就业者身份参加职工保险，是参照职工保险模式，自己承担原本由企业缴纳的部分，缴费比例稍有降低。这也说明，这种参保方式起初也不是为灵活就业者量身定制的。我国保险制度里，唯一专门针对灵活就业者设计的，是 2022 年启动的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试点，从一开始，政策目标就锁定新就业形态下的灵活就业群体。
首先，从制度设计看，不管是目标设定，还是考量对象，起初都没充分顾及灵活就业者特点。但我国灵活就业人员众多，得给他们提供参保途径，于是就有了参照居民或职工保险缴费的方式。所以，未来社保制度设计，确实得更多结合灵活就业者自身特性。
其次，我国的社保涵盖五个类别，不同险种对应风险各异，工伤是即时风险，发生就要即刻补偿；医疗属中期风险；养老则是长期风险，多年后才享受补偿。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劳动力市场不同时期，对不同风险偏好和态度不同，这就导致缔约成本极高，有人想参保，有人不想，有人觉得有需求，有人觉得没必要。所以，过去在没有新就业形态时，就以单位为抓手，强制全日制正规劳动者参保，保障社保体系稳定建立与运转。
如今，新就业形态在内的各类灵活就业者占比上升。这一趋势，和社保成本高有一定联系，部分企业为规避社保，采用其他用工方式。如此一来，制度层面仍以传统全日制正规参保方式为主，可有些经济主体却设法脱离这一体系，涌入灵活就业领域，而这里又缺乏专门为他们设计的制度，致使这部分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矛盾重重，不易解决。所以，接下来得依据劳动力市场实际运转状况，结合劳动者承受能力，优化制度设计，这是制度层面的要点。
再从劳动者角度，尤其是灵活就业者，收入普遍不高，他们的首要需求是获取更高即时性收入。缴纳社保相当于从当下拿走部分资金，预防未来风险，这让他们不太乐意。一方面源于对现金即时收入的偏好，存在一定短视，倾向当下，忽视长远。
还有，当下保险体系较为复杂，涉及宣传问题，劳动者能否厘清各险种关系很关键。比如，有些外卖骑手在家乡有新农合、新农保，觉得在城市再参保是重复缴费，没必要。
另外，跨省份、跨职业的转移接续也是难题。设想给外卖骑手缴职工保险，可他们所处劳动力市场大多岗位不缴，换工作后，钱可能白交，考虑到外卖骑手工作流动性大，几个月换一岗，新岗位没参保途径，之前自己承担的费用就打了水漂。这些问题不解决，参保就难推进。总之，针对这个群体的制度设计，得进一步贴合就业形态特点。
张成刚：当前，很多城市都为灵活就业者以职工身份参保提供了补贴，以此鼓励大家参保。不过，参保的主动权终究还是握在劳动者自己手中，由于种种原因，即便有补贴，劳动者可能还是不愿参保。
此外，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也是个敏感问题。在此情形下，劳动者会自行权衡，有的选择借助商业保险规避风险，有的则依靠社保。但从长远眼光看，要确保整个社保体系能够健康运作，或许还需要国家在社保基金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这是国家层面必须考量的关键所在。
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以及依据现有数据所做的推测，诸多因素叠加，促使大家不得不深思熟虑。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障社保体系整体健康运作，确实需要国家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钻研、去破解。
娄宇：从行政法层面来讲，政府发放补贴属于授益行政行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在缺乏上位法、高位阶立法的情况下随意发放补贴，是涉嫌违法的。因为这极有可能引发市场不正当竞争，让拿到补贴的一方占据有利市场地位，没拿到补贴的则处于竞争劣势。所以，针对此类问题，务必要综合考量各方利益，全面评估之后再做决策，这个过程应当通过立法程序来实现，充分征求各行各业代表的意见，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方案。
就拿居民社会保险来说，它享受了大量政府补贴。以居民医疗保险为例，目前全国筹资标准大致在每人每年 1000 多块钱，其中约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来源于地方财政补贴，中西部地区还有中央财政的转移补贴，也就是说，政府补贴在缴费筹资额中占了大头。这是有法律依据的，《社会保险法》对此有明确规定，针对没有正规全日制工作或没有工作的群体，像我们常说的‘一老一小’，他们缺乏长期稳定收入来源，享受补贴符合法理考量，毕竟他们自身无力保障。
咱们平台消费者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想短期内挣快钱，有的追求稳定长期就业。不同人的情况差异巨大。
现有的社保制度设计是基于正规用工模式的Bwin必赢国际官网，典型代表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这种模式将所有群体简单划分为职工和居民两类。然而，如今灵活就业形态日益增多，新技术广泛应用，催生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元的劳动就业形态。倘若还沿用过去那种二分法，生硬地把每个人的特点套进原有立法框架去执行旧制度，显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我认为，当下的思路是在灵活就业群体中寻找与传统正规就业的相似之处。虽说他们不完全具备正规全日制就业的所有特征，但只要符合其中一部分，而这部分恰好决定了他们对某项权益有需求，Bwin必赢国际官网那我们就该给予相应保障，将相关制度精准适配到灵活就业群体身上。这才是未来社保改革的方向。
我们并非要给予灵活就业人员超越传统正规就业的特殊保障，那不合适；但他们身处新就业形态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同样不合理。我们只是以正规就业为模板，找出相似点，将正规就业群体的权益类推适用到灵活就业群体身上，以此保障劳动就业领域的平等，实现社会公正。
张成刚：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确实客观存在诸多问题，不过总体而言，制度也一直在持续完善。就拿社保统筹来说，过去我们尚未实现省级统筹，如今不仅有了省级统筹，在转移接续时个人账户也能够顺利转移，这方方面面都彰显着制度的进步。
展望未来，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以及更加精准的数字技术落地应用，说不定就能把参保、享受保险待遇、转移接续等过程中遭遇的阻碍一一化解，让一切变得便捷高效。
当然，制度层面仍有诸多难题亟待攻克，像我之前提及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觑，这也是必须纳入考量的关键因素。
此外，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社保成本占比偏高，这同样是个根本性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其实所有社保权益归根结底都是劳动者自身创造的价值。表面上看是企业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本质却是劳动者创造出的价值的一部分被用于社保。在价值分配环节，企业强制性地将劳动者创造的个人价值预支到未来，而在当下的养老体系下，这个未来并非劳动者个人的未来，而是这代人供养上一代人的未来，相当于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切割出一部分。就拿社保成本占人力成本 40% 来说，这一比例着实不小，毕竟很多人都觉得仅靠剩余 60% 应对当下生活已颇为吃力。所以，这些根本性问题才真正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深入思考。虽说技术层面的阻碍也影响着参保、享受待遇等环节，但技术问题总能通过创新找到解决办法，而根本性问题却需要我们全力以赴、认真对待。
娄宇：技术层面的问题确实算不上障碍，毕竟这属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持续进步范畴。如今，各地普遍应用人工智能账户系统，2023 年颁布的《全国社保经办条例》还确立了劳动者在跨地区灵活就业、流动就业时的社保转移接续办法，创设了账户清单制度，这些都极大地方便了劳动者在不同地区就业时转移接续社保关系、享受相应待遇。
不过，当前面临的主要还是法律和政策层面的阻碍，集中体现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一是劳动者在不同身份间转换时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问题，这里的身份涵盖居民、正规就业职工以及灵活就业自愿参保职工保险这三种；二是劳动者在不同地区间转移接续社保关系、领取待遇的问题。
先看身份转换方面的问题。以养老为例，目前政策文件规定，职工社保中的养老保险是连续缴费、长期支付的制度，医保则是当年缴费、当年支出，今年缴费明年未缴就不再享受待遇，相较而言，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是重点、难点。现行政策虽明确职工保险可转居民保险，个人账户资金可带走，累计缴费年限也能计算，但居民保险转职工保险却困难重重。究其根源，居民保险统筹层次低，享受的政府补贴高，若劳动者转移接续时将原地区补贴带入新地区，地区间利益平衡就成难题。而且居民保险缴费低，转过去后折算比例不高，对未来待遇计算意义不大。
再看地区间转移接续问题。当下，建立正规全日制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转移接续已较为顺畅，与过去相比提升显著。各地在劳动者跨地区就业、连续计算工龄时，所需材料、手续近乎统一。待遇领取地按规定以最后一个就业地超十年为准，未达标准则转至户籍所在地，流程已然优化。正规就业人员因有用人单位、长期稳定就业，能证明对城市发展、产业建设有贡献，可享受相应福利；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费，若将其社保记录也作为享受城市福利依据，一线城市在城市治理、福利发放上确实面临较大压力。
好在近两年情况持续改善，广东省已放开相关限制，上海市今年也已放开，仅北京尚未放开，不过鉴于其特殊地位，未来想必也会适度放开。
从长远看，构建统一大市场，让劳动力能在各地自由迁徙、按需择业，顺畅转移社保关系，无疑是最优选择。但在实施过程中，受政策、法律尤其是各方利益牵绊，像统筹地区间的利益考量，涉及政府财政补贴、流入地与流出地社保基金收支压力等因素，短期内完全实现尚有难度。
我们调研发现，各地在探索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比如江西作为劳动力流出大省，广东作为流入大省，许多江西籍劳动者在广东灵活就业，个人所得税交至广东，这无可厚非。但社保问题凸显，流动就业者年老后多回户籍所在地养老，若在广东参保职工保险，大量统筹基金留粤，粤社保基金规模大、收支佳，江西流出基金多、发放压力大。为此，两地建立互通有无的统一缴纳社保平台，劳动者虽在广东就业，社保却交回江西户籍所在地，如此双方都觉公平，江西人社部门也大力支持。正如前面所说，技术对接并非难事，关键还是各地经济利益纠葛，统筹地区间的利益差异导致政策落地障碍重重，这就需要我们积极探寻平衡各方利益的良策。
综上所述，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必须立法先行。之所以反复强调立法，而非单纯依赖现有法律解释适用，是因为只有立法才能平衡各方利益，包括地区间、群体间的利益，达成各方虽非最优却能普遍接受的妥协结果，这正是社保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基本理念的切实体现。
以就业权为核心，建立适配的社保制度，通过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账户系统，解决社保的转移接续难题，财政补贴降低参保成本，立法明确“类雇员”的参保标准，强制参保。
娄宇：为何在前平台经济时代，制度适配性良好，到了平台经济时代却横生难题？根源在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诸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算法自动匹配、自动派单技术，它们将原本闲散的劳动力迅速集结，高效且精准地匹配劳动力市场供需，把全日制用工拆解成一个个零散任务单。往昔传统劳动关系下，用人单位为确保随时有人可用，不得不与劳动者建立正规雇佣关系；消费者若想获得服务，也只能前往有固定办公、营业场所的正规商场购物。如今有了新技术加持，劳动者无需实时驻守在用人单位，时刻处于待命状态。
企业若有需求，能直接在平台发布任务；劳动者若有求职意向，随时上线就能发现适配工作。这般灵活的用工方式，无疑给前平台经济时代设计的法律制度带来巨大挑战。这就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评估前平台经济时代劳动法制度的设计初衷与底层逻辑。倘若二者存在共通之处，就应精准套用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上，赋予他们精准且恰当的权益保障，即靶向赋权。过去，我们的劳动用工形式较为单一，常见的有劳务关系、全日制劳动关系，虽涉及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也都有对应解决方案，但类型不算丰富。
进入平台经济时代，劳动者不再被动待命，就业灵活性大增，用工形式也随之多样。在此情境下，我们要探寻其与传统用工的相似特征。以外卖骑手为例，虽说他们自主选择接单，但长期来看，客观上与平台形成稳定、固定联系，既受算法调配，又接受加盟商站点管理。表面上，平台未强制他们每日上班、接单数量，但实际上，因他们的自主选择，在客观上已与用人单位构建起稳定劳动关系，这与传统劳动关系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所以，在社保权益方面，理应类推适用传统社保法律制度设计。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推动立法变革，仅靠颁布规定性文件，难以满足立法法要求。
美团目前采取的做法，是找出长期、稳定的用工群体，约占 10%，发放社保补贴，让他们自愿参保。这看似彰显企业社会责任，实则从长远看，鉴于个人参保的短视性，参保动力不足，恐将导致社保制度初衷落空。在这一领域，不妨参考其他国家近期颁布的法规法案，比如新加坡的《平台工人法》，该法明确界定长期稳定用工标准，设定可量化执行条件，规定连续多少天、每天连续工作多长时间在平台接单的劳动者，由平台与劳动者共同承担社保份额，强制参保。这种将强制参保方案应用于不完全符合传统劳动关系特征平台及劳动者的立法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张成刚：说到底，所有保障本质上都是劳动者的自我保障，只是在创造价值过程中，切出一部分用以应对诸如养老、医疗风险，将资金汇聚成更大的保障池，借助社会化机制实现保障目的。而这部分被切分出去的价值，实际还是劳动者自身创造的，这是其一。
回顾历史，我国社会保险始建于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是为配合固定工制度改革。彼时，多数劳动者就职于国有企业，推行劳动合同改革，将国有企业固定工转变为劳动合同工之际，劳动者担忧被开除后生存无依，于是社会保险机制应运而生。无论劳动者身处何地、是否在国有企业工作，都能获得相应社会层面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可见，社会保险创立之初，旨在推动固定工制度向劳动合同工转变，换言之，是为让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
然而，当下时代发展催生大量灵活就业群体、多样灵活用工方式以及层出不穷的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险设计却在从相对稳定用工关系向灵活关系转变过程中遭遇阻碍。如今明显可见用工方式日益灵活，社保却依旧僵化，仍与用人单位紧密绑定。以至于平台经济催生全新组织模式后，社会仍惯性认为平台应像传统雇佣关系中的企业那般承担责任，思维局限于由单位保障，而非社会保障，而这恰恰是社会保险制度创立之初力求打破的观念桎梏。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顺应劳动力市场变革潮流，尤其当下 AI 时代已然来临。如今灵活就业者众多，一人公司、超级个体屡见不鲜，一人便能撑起一家公司业务。在此情形下，若保障仍与某一单位捆绑，必然跟不上时代步伐。
再者，对比国外经验虽有可借鉴之处，但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娄宇教授提及新加坡平台就业法案，经我核算，其社保成本约占不到 20%，该国平台工人总计 7 万人，承担相应责任比例与之匹配；而我国涉及外卖骑手等平台工人达上百万人、上千万人，社保成本占比却高达 40%，量级不同，情况迥异。再看沙特，其缴纳的所有社会保险占人工成本不到 2%，更是另一番天地。所以，借鉴国外经验时，务必考量我国国情。
最后，我始终坚持一点，劳动者的诸多权益保障中，就业权最为核心。当其他权益与就业权出现此消彼长、需要权衡取舍时，务必优先保障就业权。随着时代发展、经济进步、各业态利润提升，再逐步完善其他劳动权益，而非一蹴而就，否则平台与一般企业都将不堪重负。循序渐进解决问题，才是可行之道。
